此文源自项飙老师在浙大演讲的内容整理，仅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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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来到浙大，和各位同学、朋友聊一聊当下很多人都有的一种状态——焦虑，以及我们总想着“抓住点什么”的执念。作为一名社会人类学研究者，我习惯从具体的生活经验出发，不去讲空泛的大道理，就想和大家一起把这种挣扎的状态说清楚，这或许是我们理解自己、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，甚至只是第一步的第一步。
我观察到，当下年轻人的焦虑，根源在于一种“想抓住一切”的执念，而这种执念的产生，离不开三个相互关联的背景，我把它梳理出来，和大家一起探讨。
第一个是主体性的膨胀。过去四十年，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教育的普及，给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底气，也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信念——“我可以控制自己的人生”。这种信念慢慢变成了一种执念：先看清一切，再开始生活。大家读书多、善于分析、乐于定义，总希望把这个社会看得明明白白，在一切都可控、可把握的情况下，再去规划自己的人生、活出自己的样子。
这和我早年做农民工研究时看到的状态很不一样。那些农民工朋友，他们的生活逻辑是“先生活再分析”，从来不会想着“看透了世界，才去在这个世界上生活”。他们就在生活里摸爬滚打，在具体的劳作、相处中慢慢理解生活，而不是先抱着一个“必须看清一切”的想法去等待、去犹豫。年轻一代的这种执念，本质上是个体“主体性”被过度放大的结果——我们太相信自己能掌控一切，反而被这种掌控欲困住了。
第二个是社会的物化。当下的社会越来越强调正规化，而正规化的代价，就是把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，简化成了一条条清晰的路线、一个个可计算的指标。就像把一台活生生的、充满烟火气的机器，拆解成了一个个可操控的按钮，让我们误以为，只要按对按钮，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，世界就会按照我们的预期运转。这种简化，让我们失去了对生活本身的感知，也让我们误以为，生活的全部意义，就是追逐那些可量化的指标。
第三个是预期的落空。这些年，经济增长放缓，很多人发现，过去我们坚信的“努力就有回报”，似乎不再是铁律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很少去质疑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，反而会产生一种错觉：“我终于看清了生活的真相”。这种“真”，带着一种强烈的压迫感——越是在艰难、失望的处境里，我们越会觉得，这种让人压抑的“真”才是最真实的，而过去的希望、憧憬，反而变得不真实。
这种压迫感的“真”，确实有它的道理。因为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无法抵挡的重量，这种重量凌驾于我们之上，我们只能服从它，而无法让它顺从我们的意愿。也正因为这种重量，我们才更迫切地想抓住点什么——抓住一个“真”的东西，一个能让我们在不稳定的时期里，获得安全感的东西。但我们没有意识到，这种“抓住”，反而让我们变得更焦虑、更被动。
说到这里，很多人会想到张雪峰老师，他最近很火，我不想否定他，只想和大家分析一下他火的背后，反映出的我们当下的生存困境。张雪峰老师之所以受欢迎，核心在于他把复杂的教育选择、人生道路，简化成了一个个具体、可操作、能直接抓住的建议。对于焦虑的年轻人来说，这种简化太有吸引力了——它给了我们一个“标准答案”，让我们觉得，只要跟着这个答案走，就不会出错。
但这种简化的代价，是我们失去了教育最本质的意义——教育本身是一种生命体验，是去感受一门学科的魅力，去探索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，去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自己、完善自己。可现在，教育被彻底化解成了未来的收入、社会地位的筹码。大家填志愿的时候，不会去想“这个学科学起来是什么感觉”，不会去想“我是否愿意每天和这些知识、这些事情打交道”，只关心“这个专业未来能找什么工作”“能赚多少钱”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当下的现状：我们希望一切都像一场考试，只要足够努力，只要找到标准答案，就什么都不用怕。
更让我感到心痛的是，这种“只看结果、只重量化”的逻辑，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位985大学的老师和我讲过一个例子，他在两百多人的大教室里上课，四十五分钟后说要休息十五分钟，结果除了几个人去上厕所，几乎没有一个同学起身活动，大家都坐在座位上，盯着平板或手机，仿佛休息本身是一种浪费时间的“无用功”。
还有更极端的情况：中学时，亲人去世，家长都会刻意隐瞒，因为死亡是“干扰学习”的因素，在他们眼里，只有考试才是“真”的；朋友被分成“有用的”和“没用的”，中学时的友情被认为是“不真的”，只有好大学里能带来资源的“高质量人脉”，才值得珍惜。当所有不能被量化、不能带来即时回报的东西，都被我们视为“不真”“无用”时，我们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贫瘠、越来越单向度——我们失去了感受生活的能力，也失去了生活本身的温度。
当我们发现，对外界的“抓住”越来越难，当我们无法控制房价、无法控制就业、无法控制未来的不确定性时，这种控制欲就会转向内部，变成自我对自我的残酷压迫。我观察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：很多年轻人的心里，都住着一个“大我”和一个“小我”。“大我”是理性的、功利的，它要求我们进步、要求我们优秀、要求我们不能落后；“小我”是感性的、脆弱的，它会哭、会累、会生病、会想要休息。
当“大我”无法控制外部世界，无法实现自己的预期时，它就会把所有的愤怒、挫败，都发泄在“小我”身上：一道题做不出来，就惩罚自己跑八百米；一次月考没考好，就惩罚自己连续一个月吃不好吃的饭；生病的时候，不会心疼自己，反而会骂自己“为什么这么弱”“为什么耽误学习”。这种自我惩罚，本质上是一种自我逃避——我们把结构性的失败，把社会层面的矛盾，都转化成了个人的道德问题，以为只要不断攻击自己、惩罚自己，就能化解内心的冲突。可实际上，这种做法，只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，也浪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。
今天我来到这里，不是要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——我也没有这样的方案。我能做的，只是把我们当下的挣扎、困惑，清晰地描述出来，让大家知道，这种焦虑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，不是我们不够努力、不够优秀，而是我们身处的时代、我们面对的社会结构，共同造成的。
在这里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“拉网”的比喻，这是本雅明评论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时提到的，我结合自己的思考，和大家聊一聊。本雅明说，读普鲁斯特的小说，最后会有一种“拉网”的感觉。我试着把这种感觉具体化：你站在一艘渔船上，这艘船本身就很颠簸，海浪汹涌，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。你手里拉着一张网，网里有什么，你完全不清楚——可能有鱼有虾，可能有石头有垃圾，也可能只有沙子。但当你开始拉网，你能清晰地感受到网的重量。
这种重量，和你拉一块石头、一块铁块的重量完全不同。它是多样的、鲜活的，你能感受到网里的东西在跳动、在波动，能感受到生命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重量，是因为你在拉网、在用力，才产生的。你作用于这个世界，世界也反作用于你——在海浪的颠簸中，在网的重量里，你会慢慢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会觉得自己站得更稳、更扎实。
这种“拉网”的状态，和我们之前说的“抓住”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“抓住”，是把复杂的社会生活，简化成几个可量化、可评比的指标，然后拼命去追逐，以为抓住这些指标，就能抓住安全感；而“拉网”，是接受世界的不确定性，接受生活的多样性，不急于看清一切，不急于找到标准答案，而是主动去行动、去感受，去和这个世界互动。
网里有鱼有虾，也有石头有垃圾，这都是正常的，不是我们的错。就像我们的生活，有成功有喜悦，也有失败有挫折，这些都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，不必为此自责，也不必为此焦虑。什么是存在的意义？我想，就是来自行动本身，来自我们与世界互动时，感受到的那种真实的“重量”——这种重量，不是压迫，而是我们存在的证明，是我们扎根世界的底气。
我一直认为，“拉网”是一种比“抓住”更勇敢、更积极的生存方式。“抓住”的背后，是恐惧——恐惧不确定性，恐惧失败，所以才想抓住点什么，来给自己安全感；而“拉网”的背后，是勇气——勇敢地面对未知，勇敢地接受不完美，主动地去参与生活、创造生活。
“抓住”，让我们变成了被动的客体，我们的价值，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抓住那些既定的指标，取决于别人的评价；而“拉网”，让我们变成了主动的主体，我们的价值，来自我们的行动，来自我们与世界的互动，来自我们在颠簸中依然愿意用力拉网的坚持。“抓住”，让我们把社会的矛盾、时代的困境，都扛在自己身上，用自我惩罚来化解冲突；而“拉网”，让我们跳出那个单一的评价体系，在更广阔的世界里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与这个世界温柔相处。
其实说到底，我们不必在岸上拼命抓住一根随时会断的稻草，不必在焦虑中反复内耗。不如勇敢地跳上船，拉起属于自己的网，在海浪的颠簸中，感受自己的力量，感受生活的重量。世界本来就是一片流动的海洋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，我们不必看清一切再出发，不妨边行动、边感受，边经历、边成长。
最后，我想引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，和大家共勉。西方有神论的超越，靠的是外在的神来提拔人；而中国人的超越，是内在的超越——我们不必依赖外在的标准，不必执着于抓住什么来证明自己，只要守住内心的力量，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扎根生长，就能实现自我的超越，就能在不确定的世界里，活得出自己的底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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